龙应台:艺术有什么用?


龙应台:艺术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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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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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rice Langaskens  Dorp in de sneeuw met orgelman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 “文化为什么重要” 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老人想必喜欢。从小听他唱: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公主聪慧而善良,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

    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70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经验,塑成公共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作者: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1974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

    (稿源:艺术新青年微信 201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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