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呼应,长三角经济带有望成为深化改革试验田


内外呼应,长三角经济带有望成为深化改革试验田

长三角经济带B.jpg

  【摘要】2018年11月进博会上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级战略,2019年5月13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审议规划纲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破除我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度性阻碍,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方为最终目标。改革呼唤突破的试点,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内外两个抓手,有良好经济基础和诸多一体化实践的长三角地区预计将成为重点试验田。短期看预计区域内交运物流、基建地产优质企业受益,长期看医疗、养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将受益于经济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畅通”的目标,其重要特征是实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2016年起国家以“三去一降一补”为短期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改革的着力点,强调增强市场活力、畅通经济循环,其思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一脉相承,放松对跨区域、跨国别的要素流动限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需要区域性突破,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除了带来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的机会外,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方是核心任务。
  长三角地区仅占国土2%,集聚10%的人口,创造了超过全国20%的GDP。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升级,成为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后第五个国家级区域战略。借鉴京津冀、粤港澳经验,长三角一体化领导小组预计也将成立,从布局上或在两块试验田率先破除制度壁垒:一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二是上海自贸区新扩容片区。
  ▍沪苏浙交界处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预计将在规划、投资、财税、人员、医疗、教育、环境、土地等多个制度方面实现集成式创新落地。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019年两会期间表示,一体化示范区要“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的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可以在地方试点的,进行集中落实、率先突破、系统集成”。我们认为示范区有望承载多维度深化改革举措,包括现有的嘉善青浦吴江一体化、长三角地区现存的各类制度创新、雄安前海南海等国内制度创新经验,以及从零到一的全新突破。
  ▍上海自贸区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预计将借新片区扩容东风,直接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自由贸易港,在贸易、投资、财税、金融、人员、信息等要素开放方面进一步改革。
  上海自贸区作为2013年成立国内首个自贸区是制度创新排头兵,但与香港、新加坡相比竞争力仍不足。2018年进博会提出自贸区扩容,根据《华夏时报》等在2018年底披露大概率落地临港地区,面积大幅扩张。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自贸区将对标国际上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我们认为外资投资限制、离岸金融、外籍人才流动等将成为突破重点。
  ▍投资策略:向市场配置资源努力的制度改革将为长三角区域带来交运物流、地产基建和现代服务业(医疗、养老等)的投资机会。我们认为改革信号释放强烈,规划一旦落地有望引爆行情。
  ▍风险因素:政策力度与执行不达预期,宏观经济下行,企业经营风险。

长三角经济带A.jpg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日渐丰富,“三去一降一补”的背后,建立统一开放市场、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经济体系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最终目标。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落地在即,我们预计在有良好基础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示范区和自贸区新片区内外呼应,将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试验田。
  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标
  改革是我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改革面临的阻力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
  改革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目前已进入深水区。回顾中国发展历程,无论是市场规模扩大式的“斯密增长”还是产业创新进步的“熊彼特增长”,均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诺斯增长”。改革开放已经40个年头,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的同时,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改革要与高质量阶段相匹配,解决结构性、制度性问题,释放经济活力。当下我国经济进入调档换速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而改革本身,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2017年中国经济年会上总结,“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虽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虽有政策上、工作上的一些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政府没有更好发挥应有作用。”
  统一开放的市场亟待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改革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
性。
  营商环境得以改善,但仍未完全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近年来“放管服”改革、负面清单制度等一系列举措改善了我国的营商环境,2018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一年内跃升32位,从第78位到第46位。世界银行称赞,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速且有效”。但市场体系仍不够完善:一是部分领域对部分市场主体存在不当准入限制;二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现象仍会发生;三是市场运行在招标、采购、项目审批等方面的透明度需增强;四是部分服务领域存在行政性垄断,开放程度不够。最为关键的是,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受到城乡、区域、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
  三去一降一补为短期抓手,改革要进一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过去三年工作重点,钢铁、煤炭行业“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一大批“僵尸企业”出清;去库存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8年9月底,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分别比2015年末下降26.0%和42.5%;去杠杆稳步推进,宏观杠杆率已基本稳定。降成本方面,体现为连续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在2018年减税降费1.3万亿元基础上,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并强调落实到位。补短板方面有丰富内涵,在基础设施、扶贫攻坚、生态环保、创新驱动等取得进展。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将进一步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预计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经济活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也是改革提质的最终目标。

长三角经济带C.jpg

  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承载市场化制度创新重任
  重点城市群成为发展火车头,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第五大国家级战略

  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城市群阶段,与产业发展升级相匹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32亿人,城镇化率为59.58%,比1978年时的18%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按照城镇化阶段划分,我国目前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60%~70%时进入减速区间,人口继续向城市集中的同时,将借助城市群向更高能级、更高等级的城市集中。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而城市群是激发内需、拓展投资和消费的重要载体。根据经合组织(OECD)报告,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翻一番可以使生产率提高2%~5%。产业升级背景下,预计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所需的科技、资本等要素将更集中地配置在城市群。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预计各区域经济增速将出现分化,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重点城市群预计将仍保持较高增速,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根据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目前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全面提升,创新要素快速集聚,新的主导产业快速发展,要推动这些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动力源”。三大城市群以5%的国土面积占比,集聚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产出了超过四成的GDP,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绝对核心。
  2018年来被按下加速键,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级区域战略。十九大报告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被列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六方面之一。十八大以来,共建“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陆续推出,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又在区域战略中添上一块重要拼图,这些优先级别更高的战略区域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托。2018年3月,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正式宣告成立;6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标志着一体化发展已进入具体规划期。在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升级为国家战略后,国家发改委已启动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5月13日政治局会议审议相关文件。
  长三角基础良好,一体化已取得成就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量级上已接近世界一流城市群。按照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26个城市,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并进区域,为“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之处。根据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对城市群的定义,即至少2500万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以上的人口密度,目前全球有6大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2017年长三角26城GDP总量为16.54万亿元,按照当年汇率平均中间价折算,约为2.45万亿美元,与其他城市群处于同一级别。
  与粤港澳、京津冀相比长三角具备良好一体化基础,也已有大量一体化努力。长三角地区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协同的难度相对较大;京津冀地区的领头羊北京作为政治科技中心辐射能力有限,第三产业发达与河北等地产业协同性较弱。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的概念就被提出;90年代以浦东新区开发为契机,1994年由上海牵头建立了长三角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十一五”规划提及长三角一体化后,2005年,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召开,2008年安徽加入,三省一市合作机制正式形成。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后,两个阶段性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规划期2009~2015年)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期2015~2030年),均提出以一体化作为区域联动的重点方向。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新扩容自贸片区内外呼应,将率先启动制度改革
  在预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加强协同以外,衡量长三角一体化的最终标准就是要素是否能够自由流动,包括公共服务提供、行政规划统一等。预计长三角一体化首先将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基础设施方面,交通、信息、能源、水利四张网络的建设或将提速;其次是在产业发展上推动传统制造升级、突出先进制造业优势,在产业协同上完善产业链分工布局、转移一般性制造业产能。然而,在长三角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实现要素制度的改革突破。我国在要素自由流动方面尚存不足,由于我国较严厉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壁垒设置,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受到一定限制;由于城市发展和行政体制问题,医疗、教育等资源严重不均。长三角也并不例外,长三角在发展中的乡镇企业模式、工业园区模式等都需要地方政府的主动积极,不少地方“强政府、弱市场”,但有的地方政府在一体化问题上,或会因“诸侯经济”难以达成多地“割肉之疼”的利益调整。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一体化实践最长的区域,更重要的任务是作为改革的突破区域消除要素制度壁垒,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秩序。预计主要包括三方面举措:高级别的长三角一体化领导小组;以一体化示范区为先行试点逐步推广落实;借助上海自贸区扩容以更深层次开放倒逼改革。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长三角一体化领导小组预计也会设立并统一协调部署。成立更高行政级别的协调小组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按《人民日报》的说法,“小组治大国,大事建小组”早已成为我国治理惯例。长三角已经形成“决策-协调-执行”三层管理模式,如果在国家层面成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将有利于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国家战略的实施,协调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事项,更好地督促落实情况。

长三角经济带D常州.jpg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预计将成为制度集成创新的样板间
  雄安、前海均有制度创新试点意味,长三角不应缺席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高水平建设有望成为制度创新的试点项目。改革的突破点来自重点区域,而对于城市群时代的我国而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均有相应改革布局。2019年1月,上海和浙江在地方两会指出要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预计是未来试点推动的着力点。上海市委书记李强3月6日在上海市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表示,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将设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上海正紧锣密鼓与江苏、浙江研究示范区相关规划和制度设计。
  京津冀有雄安新区,粤港澳有深圳前海、广州南海、珠海横琴作为制度创新试点,对于长三角而言,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检验一体化成色的关键。2017年国家决定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2019年1月《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中,要求雄安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大胆推动各个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沿一些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见行见效,给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
  集中落实、率先突破、系统集成,一体化示范区成为全国制度改革新高地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有望承载多维度深化改革举措,包括现有的嘉善青浦吴江一体化、长三角内部的制度创新、雄安等国内制度创新经验,以及从零到一的全新突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2019年3月6日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的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可以在地方试点的,进行集中落实、率先突破、系统集成,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标杆、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田、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具体来看,沪苏浙交界区域已经自下而上进行一体化尝试,如果一体化示范区落地,预计相关举措会加速落地。2019年2月《青浦、吴江、嘉善2019年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发布,确立了51项重点工作,聚焦规划、土地、建设、人口、股权交易等领域。例如,推进区域间环保标准一致化;推进上海股交长三角中心建设,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及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进跨区域企业信用信息平台互通等。
  基于科创中心、工业园区、自贸区等诸多示范尝试,长三角内部的诸多改革经验可在示范区进行集成落实。长三角承担着许多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点任务,形成了不少制度创新成果,未来或在示范区内集成。例如,上海、浙江自贸区在投资准入、贸易放开等领域的探索;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时在人才引入方面、土地规划方面的探索;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如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的探索;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后也实施相关探索。
  此外,雄安、海南、前海等其他区域的改革试验田相关创新举措预计也将有选择地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进行复制推广,示范区或也实施从零到一的突破,最终在规划、投资、财税、人员、医疗、教育、环境、土地等多个制度方面做好一体化衔接、实现制度创新。从长期来看,示范区必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试点之后区域有望继续扩大,最终相关创新举措将覆盖长三角全境乃至全国。

长三角经济带E杭州.jpg

  上海自贸区作为开放标杆预计扩容,将继续大胆试、大胆闯
  上海自贸区作为大陆首个试点,一直以来扮演制度创新的角色

  上海自贸区引领“1+3+7+1”自贸区新格局。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谈到上海自贸区时曾讲到:“我们要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每当国内改革动力不足时,扩大开放往往会扮演改革“救驾者”的角色,发挥“倒逼”的作用。2013年,上海设立我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PilotFreeTradeZone),全方位扩大开放力度,从“境内关内”到“境内关外”,强调“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监管制度。尝试进行制度创新,突破单一的贸易和加工制造功能,努力实现政策环境宽松、投资领域开放、金融开放、贸易自由化、监管宽松、税赋宽松、法制保障和自然人移动自由。自贸区陆续在东中西其他地区尝试,经历了三批试点和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之后,我国形成“1+3+7+1”的雁阵式格局。
  上海自贸区历经1.0、2.0、3.0版本时代,在面积逐步扩容的同时,制度创新也逐步深化。根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2017年10月十九大的媒体采访,“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我们称之为1.0版;2015年中央批准深化自贸试验区方案,这是2.0版;2017年5月,中央深改组正式批准全面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是3.0版”。2019年上海两会上宣布,自贸改革3.0版方案明确的98项重点改革任务中的96项已全部完成,实现了3年任务、2年基本完成。在区域上,首先批复了
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12月扩区新增了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上海自贸区将不只是面积扩容,更重要的是制度扩容
  上海自贸区将添加新片区,面积预计将极大扩展,临港区或为潜在备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11月首届进博会上宣布,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2018年11月上海市副市长吴清透露,“进一步扩大上海自贸区的范围相当大,比原来的120平方公里大许多”。根据《华夏时报》11月对相关专业人士的采访,“从地域环境来看,临港地区北临浦东国际航空港,南接洋山国际枢纽港,拥有13公里长的海岸线,具备得天独厚的码头资源,有数百平方公里,面积较大,可以发展智能制造、
新能源汽车、国际航运、国际船舶管理、生物研发、海洋产业等很多产业”。临港地区已有洋山保税港区作为自贸区区域,特斯拉超级工厂也设在临港地区,综合来看临港区域成为扩容片区的部分可能性较大。
  上海自贸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直接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港,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本流进一步自由流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作为我国大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自贸区将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上海自贸区进入“4.0时代”,如果要看齐世界最高水平,学习香港、新加坡,成为真正的综合服务型自贸港,实现贸易和投资并重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发展,在岸和离岸业务并重发展,进行整条产业链附加值得挖掘。
  参考香港、新加坡发展,一般来说开放流程是从贸易,到投资,再到金融,三方面最终都做到要素自由流动。首先,预计在贸易方面,在口岸风险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依托信息化监管,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其次,新加坡和香港对外资行业准入限制极少,并且外资可全资控股,基本没有牌照限制或经营许可要求,在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下,上海自贸区预计在放松外资行业准入和控股限制上或将先行先试有所突破。第三,金融方面的创新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然要求,包括融资服务有待完善和离岸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和顶级自由贸易港相比,目前自由贸易区的税率相对较高,税制设计应更符合国际标准,征税方式也应更为便利化;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劳动力的流动也应更加自由,预计可能在外国人发放中国绿卡和外地人上海落户等方面有所突破。
  我们预计将在贸易、投资、财税、金融、人员、信息等要素开放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在制度创新提供环境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
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优质公司或将在自贸区内落地;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等现代服务业也获得更多业务机会和人才、资本的支持。同样自贸区先行先试之后,长期来看,也会产生以点带面、由线到面的效果,例如在区域内选择部分区域承接与自贸区相同的政策优惠,进而相关政策经过实践后覆盖长三角全境乃至全国。从途径来看,既有由上海自贸区推广到其他自贸区的以点带面,也有由上海自贸区推广至长三角区域的有线到面。 (来源:中信证券研究 作者:杨帆、于翔 本文有删节)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快速在手机上浏览:

关于我们|版权申明|繁体中文 |友情链接|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6-2018 平顺文艺 联系电话:13970079758 电子邮箱:jxcjwy@126.com 技术支持: 华夏互联hx008.com 赣ICP备06004812号 法律顾问:朱启谋律师 赣公网安备 3601110200007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