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胜与黄霸


夏侯胜与黄霸


    汉代以经学著称,后世人们大都热衷谈论经今古文之别,或汉宋之别,却对汉代经生的人格少有关注。因而,人们往往只看到汉代经学的渊茂朴实,却未看到汉儒杰出者以经义为生,真正是只知经义(真理),不知其他,后世读书人罕有其匹。如果对西人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对汉儒(当然是君子儒而非小人儒)来说,经学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夏侯胜便是汉代君子儒的典型。

    汉昭帝死而无嗣,此时武帝尚存一子,即广陵王刘胥。群臣本都主张迎刘胥以承大统,可刘胥恶名昭彰,故而当时一言九鼎的大将军霍光最终决定迎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然此实属多此一举,因刘贺并不比刘胥好到哪儿去,行为举止荒乎其唐,乐游无度。《汉书》称霍光为人“沈静详审”,却不知缘何在此大事上失察。

    昌邑王既立,愈发荒淫无度。霍光忧懑,听从亲信大司农田延年之劝,欲效伊尹废太甲安殷故事,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废立之计。

    刘贺又欲出游,光禄大夫夏侯胜拦住车驾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昏聩如刘贺者当然忠言逆耳,恼羞成怒,说夏侯胜妖言惑众,让人把他绑了治罪。负责办案的官吏将此事告知霍光,霍光不以夏侯胜为罪,却怪张安世把他们的密谋泄露了出去。张安世确实没有将此事言于他人,于是霍光问夏侯胜何出此言。胜答以:“《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犯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霍光、安世闻言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师”。

    夏侯胜是当时著名的经生,《汉书》记载他少孤而好学,从族中长辈、著名经生夏侯始昌学《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始昌《汉书》亦有传,说他“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深得武帝器重。“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其日果灾。”夏侯胜亦喜说阴阳灾异,他对刘贺亦以灾异谏。今人一般会像刘贺一样见识,认为夏侯胜言灾异是妖言惑众,断不会像武帝和霍光那样,因此而更为看重他们。历史中多的是刘贺,武帝与霍光,是需要有相当修为的。

    像夏侯始昌、夏侯胜这样的经生,他们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信仰于他们不是一种口头的身份标识,而是言行举止的准绳。妖言惑众者,是用他们自己根本不信的鬼话来欺骗世人,而像两夏侯这样的人,他们言阴阳灾异是出于他们系统的宇宙观及其信仰。他们相信天人感应,相信人世的权力大不过天去,而天是站在老百姓一边的,畏天总比无法无天好。夏侯胜谏刘贺出游,其实是婉转的警告:胡作非为,皇位不保,绝非是要维护刘贺这样的昏人。

    霍光终废昌邑王贺,立武帝曾孙刘询,是为宣帝。即位不到两年,宣帝就下诏,说武帝功德茂盛,但庙乐未称,让群臣讨论与其功业相称的庙乐,实际是要群臣对武帝的“丰功伟绩”有个正式结论。既然皇帝已经定调,而议论的对象又是今上的曾祖,群臣当然顺水推舟,皆曰:“宜如诏书。”惟独夏侯胜力排众议,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群臣提醒他:“此诏书也。”然胜决绝答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以出口,虽死不悔。”

    鲁迅曾深刻指出,帮闲与帮凶往往集于一身,此乃千真万确。皇帝还未表态,丞相、御史已经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又把丞相长史黄霸也捎带上,说他曲从夏侯胜,不举报他的诽谤言论。结果两人一起下狱,俱判死刑。

    此黄霸亦非等闲之辈,乃西汉著名循吏,《汉书·循吏传》称他“治为天下第一”。出身与夏侯胜不同,胜为经生,霸为官吏。《汉书》说他“少学律令,喜为吏”,却丝毫没有职业官僚的习气,反而以儒术为吏,故而“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昭帝初立尚幼,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图谋作乱,霍光效法武帝,以严刑峻法痛绳群下,各地俗吏纷纷以严酷为能,惟独霸用宽和为政。

    汉代的循吏和酷吏都很有名,两者差别在于:前者把人当人,后者则把人不当人;前者先教后罚,后者不教而诛。黄霸是循吏的典型。史称他“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县县丞年老而聋,代表太守督察县乡有关事务的督邮向他报告,要让此县丞走人。但黄霸却说,此人虽耳聋,但还能胜任一般公务,且是廉吏,耳聋不是大问题,让督邮“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

    霸此等作风,自然不是来自律令,而是来自经典。霸虽非经生,对经典的服膺与大儒无异,甚而过之。他与夏侯胜一起下狱,坐以待毙,未免不甘。于是“欲从胜受《尚书》”,胜乃当时《尚书》大家也。不料夏侯胜以既是待死之人,学又何益而辞。霸以夫子“朝闻道,夕死可以”之言责胜。“胜贤其言,遂授之。”将近两年时间,两人“讲论不怠”。

    近代以来,常有人道,中国人从未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学习态度,真数典忘祖之妄言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与儒家只问天下是非,不计个人利害的理性主义,是一脉相通的。这种精神,在胜、霸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儒家讲通经致用,非以经术为干禄之具。通经,非寻章摘句之谓,而是生死以之。致用,亦非售于帝王家,而是以经义为行事治世准绳。

    宣帝四年四月,49个地方同日地震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宣帝远不及今人豪迈,根本没有“地大震,人大干”的气概,而是诏令百官,问他们应变的办法,“毋有所讳。”办法不是抗震救灾,而是“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夏侯胜、黄霸因而出狱,并被皇帝量才任用。夏侯胜正言谠论,为谏大夫,黄霸行政长才,为扬州刺史。宣帝并不因为夏侯胜曾公然批逆鳞而憎恶他,反而“亲信之”。他怕夏侯胜死里逃生,心有余悸,不敢再言,特对他说:“先生建正言,无惩前事。”可见宣帝之度量见识。汉朝天下四百余年,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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