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建国初的物价


陈云与建国初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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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防物价波动,不能靠宣传吹牛,不能靠政治压力,只有靠物资的供应。”

——陈云

  “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1949年10月15日,新中国成立刚半个月,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以7月底为基期,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一倍半,华中、西北与此相近。11月12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7月底指数四五倍。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扭转国民党多年统治留下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状况。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80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7月底发行额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此外,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由于此前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这也是物价猛涨的原因。

  11月1日、5日,中财委第1次和第2次委务会议在“九爷府”举行。陈云主持会议,同与会者一起分析物价猛涨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办法。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一半。拥有这些实力已可以削弱涨风。但如果抛售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如果在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有可能成为杯水车薪,或功亏一篑。

  如何选择时机?陈云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流通情况,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致平衡。他注意到:在达到这个界限前,上海曾一度连续平价抛售粮食和纱布,结果不仅没稳住物价,反而使大量游资涌进上海抢购,投机商人以低价购入,坐待高价抛出。这是一个教训。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2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

  当时,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决定拨交贸易部2亿1千万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所需的粮食销售。

  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方针,向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第十一条是对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指令: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第十二条提出对投机商人要给以适当教训: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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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起草这份电报稿后,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可见事情的急迫。当时毛泽东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毛泽东、周恩来批转的中财委指示下发后三天,陈云又起草了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发给华东、西北、华南财委的电报: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有无与大小(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

  商场如战场,陈云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遵照11月13日和16日陈云电示紧张地进行准备,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

  贸易部里电话铃声不断。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大连几大市场每晚有电话汇报。内容为:市场粮食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资本家的吃进、吐出情况。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每晚坐镇部内忙于听电话汇报,及时作出决定,指出次日开牌粮价多少为宜,需抛卖多少,买入多少。

  薛暮桥回忆:“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价格,都平息在预计水平上,这是极大成功。”

  从人民身上再借些钱

  在财政赤字过大的条件下,紧缩通货、抛售物资,对稳定物价来说还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所以陈云只提出一个“求以后两个半月之平静”的短期目标。他在指挥实施治标之策的同时,潜心思考着稳定物价的治本之路。

  11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四次委务会议,提出通过发行公债以缩小财政赤字的对策,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而这时,物价问题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局性的问题。会后第三天,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由陈云作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

  陈云介绍了全国物价上涨情况,坦率地指出,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太大、钞票发行太多,而且情况依然相当严重。他预计1950年春绝大部分地区可以解放,这样开支就更大,物价一定会“打摆子”。出路在哪里?陈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保证军政费用的必须开支,力争金融波动的次数减少,波度减低。为达上述目的应采取的办法:一是多生产些,少用一些;二是多收多借,组织管制。”多收,即农民的公粮不能减少,城市则要增加税收。多借,即发行折实公债。有人主张减税,陈云分析道:“减了税便要增发钞票,金融物价更要波动。倒不如多抽税,少发钞,金融物价少波动,这样对工商界来说,也较有利。”

  陈云着重对“多借”这一问题作了说明:“从人民身上再借些钱来,财委会讨论过,主张发行折实公债,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收款,又按各时期不同的价格折实还债。起码保证买公债的不会损失。数量发多少,什么时候发行,应该计算一下,希望能快点来搞。”

  陈云抓紧研究,主持起草出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基本上得到解放。由于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年底靠公家吃饭的人数已达九百万。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必须相应增加。三个月支出共需31400余亿元,同期收入估计6400余亿元,赤字25000亿元。对由此增加的人民负担,陈云作了充分的估计。

  陈云起草《财经旬报》时这样写道:“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41000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214亿斤小米。这41000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49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160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8.25亿元。为时只有两年即损失这么多,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为了扭转通货膨胀局面,在发行公债的同时,陈云要求增加城市的工商税收。他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已有现实的可能性:“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3/4”;随着情况的变化,已能在新解放的城市增收工商税。

  要增加工商税收,并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初期,新老解放区的税政不统一,就是在一些老解放区,税政也不完全一致,各地税负不一,差别很大。特别是当时人们不理解税务工作的意义,有些干部认为税务工作就是向老百姓收钱,因而不大愿意搞税务工作。

  针对这些问题,在全国税务会议召开前,陈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为增加税收;二为多发票子。发行票子太多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老百姓叫苦;另一方面,票子(价值)下跌,就要老是紧跟着发票子,物价就不能平稳,因此,票子多发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发公债的收入,在1950年的财政概算中百分比占的很小,所以主要还是靠增加税收。”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个严重政治任务。陈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税收问题上的片面群众观点,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向老百姓要钱越少越好,向国家要钱越多越好”。殊不知国家从何处来钱?对这些观点,应彻底纠正。对于公粮(农业税)和税收,陈云说:“首先应取得城乡负担平衡,然后城市要超过农村。”“但目前不减低农业税,而是要通过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消灭前是不能减的。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要做好税收工作,必须配备得力精干的税收干部。陈云强调:“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在一个县里,“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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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靠物资的供应

  自1949年10月15日开始的物价涨风刚刚平静,各地水旱灾多问题又突出地提到陈云面前。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的报告纷纷送到他桌上。根据华东、华北最低限度估算,华东来年将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为此,政务院发出生产救灾指示,中财委决定调粮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灾区。

  几个月的实践证明,只有掌握足够的粮食和纱布,才有可能防止物价猛涨。1950年1月6日,陈云在政务院第14次政务会议上说:“要提防物价波动,不能靠宣传吹牛,不能靠政治压力,只有靠物资的供应。”他提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棉花供应,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4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如把统筹运物资、抛售物资、冻结资金、停止支付等办法协同使用,一定可以打垮奸商,避免物价暴涨。”

  运送粮食和棉花接济华东,是关系全局的大事。陈云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到1月下旬,上海米价比月初上涨80%。为此,陈云急电高岗:“华中、四川公粮中决定调上海者,或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上海,我实在把握不大。”他请东北在将集中的大米南运的同时,“催促稻子昼夜加工,愈快愈好”,“加工后南运”。陈云经过计算,提出:“京津、上海两个单位在秋粮上市前,如果不能经常保持四亿斤米,则游资集中冲击于上海或京津,是必然的。”除了从东北调粮,并不惜工本从华中、四川调粮济沪,陈云要求“华东把公粮十分谨慎地集中使用,绝不宜把粮食随便划作地方开支,否则即虽有外米及其他地区米济沪,上海大米危机仍难渡过”。

  当时严重缺粮的地区不只是上海,还有面积很大的灾区。1949年水旱灾情严重,全国受灾农田达12795万亩,灾民共约4千万人,无吃缺吃的灾民有700万人。淮河大决口造成的灾情尤为严重。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用各种方法救济灾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中财委还通过以工代赈,将救济灾民与兴修水利、运粮济沪结合起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稳定物价,归根到底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走向统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陈云立刻开始安排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搜集材料,部署工作,因为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财税才能增加。陈云说:“11月5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这些专业会议,还初步统一了对税政、盐政、粮政、邮政、农政、水政、林政、金融、贸易等工作的领导,统一财经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两次进行修改。会议期间恰逢旧历年关,大年三十,陈云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研究工作,临别时陈云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3月3日,政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自4月起,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薄一波回忆道: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制止物价猛涨问题给各地财委的电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语。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左为刘少奇。

1944年,毛泽东和陈云、林伯渠在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B.jpg

1943年12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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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陈云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稿源:东方网《文汇报》200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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