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珠穆朗玛峰


只存在8年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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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是中外学术对西南联大的总评语。

 西南联大无疑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座“最穷大学”只存在了8年,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何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我们一同探讨下这个话题。

 现在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要实现“双一流”目标,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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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长征”中的联合大学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却被一封公函改变了。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于是三校便开始搬迁了。

 同年11月1日,三校会师长沙,临时组建的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由于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2月,南京又陷落。日寇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长沙立成危卵。

 于是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入滇。他们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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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联大师生

 2月中下旬,“联合大学”队伍抵达常德县。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终于抵达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O UNIVERSITY)

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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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征,联大名士

这场浩浩荡荡的“文人长征—湘黔滇旅行团”里,聚集着很多当代名士与日后成为中国各领域的大师: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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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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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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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艰苦岁月,刚毅坚卓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流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跃然纸上。可由于学校资金短缺,这个方案立马被否决。此后两月,梁思成将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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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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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为西南联大,他付出了很多: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以图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他卖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以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梅夫人韩咏华甚至变卖了所有的首饰,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西南联大遭日寇轰炸

情形每况愈下,除了内部环境较差之外,还经常会遭受日寇的空袭。

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华罗庚一家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那时候,联大师生生活十分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而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学生宿舍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精诚合作,沿袭传统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

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

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

“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尊重教授,唯才是举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

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从文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

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


正是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

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在《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次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

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西南联大的这种精神,从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就可看出。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

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

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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