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著名戏剧家石凌鹤


记著名戏剧家石凌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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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多个日夜,石凌鹤(1906年~1995年)——这位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剧作家,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晓将——的英灵使我魂牵梦萦,思绪万千。 

  1995年春节刚过,石老已从夏衍“老大哥”逝世的痛苦中渐渐恢复,搬出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回到武宁新村的家中静养。石老的幼女石慰春对我说,你去年代表江西《文学与人生》杂志来采访爸爸的时候,爸爸还能写贺夏衍95岁华诞的文章,精神蛮好的。当年上海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的5个人,就剩下他们俩了。不料,文章刚写完,北京就传来“夏衍大哥”去世的噩耗。夏衍的死,对爸爸打击太大,他一下子就病倒了,卧床不起。尽管现在好得多,但状态大不如前。 

  慰春是我童年的好友,听了她的话,不禁想起那次与石老的见面。那天,当我穿过武宁新村的弄堂,快步走进双鹤书屋,站在石老面前时,不禁惊呆了!石老白发稀疏,面目清癯,目光始呆滞,后晶莹似乎含着泪花。我们情不自禁地紧紧抱在一起。“是抚生啊!”石老按住我的手,嗓音沙哑。我连忙说明来意,他一句也不回答,只顾自己说话。侍立一旁的徐阿姨为他戴好助听器,他才频频点头,听清了我的意思。我说:“石伯伯,我特地来看您。江西《文学与人生》杂志的读者想了解您的近况……”“我也想回去看看啊!”老人眼睛亮起来。那高大的、轮廓分明的身躯,从藤椅上挺起,但是很快他又瘫坐下去,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捶着那条瘦腿,一声长叹:“唉!” 

  怎么会这样?我记忆中的石凌鹤,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有名的美男子? 

  人老了,往事记得清,近事忘得快。石老忆起他风华正茂的当年,滔滔不绝。 

  “1935年秋天,王莹拿着《赛金花》的本子来找我,说是夏衍写的。我问夏衍是谁?她笑而不答。原来就是沈端先。写《赛金花》,是他首次用夏衍的笔名出现。我当即决定演出,由我和于伶(当时叫尤竞)导演,金山、王莹主演。那个叫什么的……“文革”中四人帮的头,那个女的,叫什么的……”说到这里,石凌鹤居然把江青的名字忘了! 

  “江青。那时叫蓝萍。”我提醒他。 

  “对对,蓝萍。她也要演,和王莹争。但是,我们都同意王莹演。”老人忽然话锋一转,激愤得很,“蓝萍这个人坏得很。她从山东到上海,躲在田汉家里,田汉的母亲待她不错,给她介绍当老师,“文革”中她反而把田汉整死……” 

    有的资料记载:《赛金花》有个导演组,洪深任执行导演。石老说:“资料怎么写,不管它,没关系。其实洪深只干了一小半,我和于伶接着干。两个人不好导,于伶当场记,不导演。实际上是我导演。正巧,田汉、阳翰笙、杜国庠3人被捕,我们处境很困难。《赛金花》讽喻晚清官吏卖国求荣的丑态,在南京上演时,国民党的张道藩派人捣乱,痰盂扔到舞台上。”  

  谈到《棠隶之花》,石老更为兴奋,言语中充满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敬意:“那时正值‘皖南事变’后,我党以给郭沫若做50寿辰的名义,演出郭老的历史剧《棠隶之花》。这个剧作为戏来讲,艺术上是有欠缺的。谁当导演,谁就要改戏。由于郭老名气太大,谁也不好改。周总理就指名我导演。说:凌鹤,你来干!作为导演,我要改戏,周总理很支持。记得第二场张瑞芳(饰聂英)送一束花给周峰(饰聂政)。郭沫若加了一段酒家女抱一大束桃花给聂政。内部试演时,演完后,我说后面还有一段,演不演?周总理说,演演看。结果演完后,大家都善意地笑了。中午吃饭时,我问周总理,后面的戏怎么办?周总理连声道:‘我来讲,我来讲。’然后便对郭沫若说,‘郭老,后面这段戏我看就不要了吧!’”…… 

  石老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对事业、爱人、亲友、同志充满了真挚的爱。于伶、阿英、夏衍、俞振飞、阳翰笙、田汉、关露、杜宣、洪深、赵景深、王莹、周扬、唐纳、杨村彬、司徒慧敏、郑君里、宋之的、应云卫、周恩来、郭沫若等的喜、寿、庆、忌,他都著有诗词,以心迹示人。尤其是夏衍,共事多年,更引为知己。1929年底,石老从日本亡命回国,刚到上海,就加入了夏衍主持的上海艺术剧社,和王莹一起演出夏衍导演的话剧《炭坑夫》。以后,便一直和夏衍在一起。加入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写剧本、搞影评,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他一贯尊称夏衍为“大哥”。在“访旧半为鬼”的风烛残年,“大哥”突然西去,他当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原本,我们这些晚辈想在6月20日石老生日那天,为石老做一次90大寿,冲一冲喜。谁知,天不遂人愿,3月8日,石老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这次见面,竟然是我俩的永诀! 

  (一) 

  1949年秋天,江西省南昌市的南湖畔,在当年八一起义时叶挺架设过机枪阵地的水观音亭旁,一条叫建德观的马路上,一幢十分普通的小平房里,悄悄搬进了一家人。男主人英俊潇洒,女主人端庄高雅,9岁的男孩和5岁的女孩,粉妆玉琢,像一对洋娃娃。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人,气度不凡。 

  这便是辞去共和国首任电影局长职位,应老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首任省长邵式平之邀,从北京南下,来江西主持文艺工作的石凌鹤和他的夫人高履平及次子慰苍、幼女慰春。 

  小平房一下子热闹非常,长衣短衫,南腔北调的各色人等,常在这里进出。平房虽然简陋,但比起上海的亭子间,已经是天堂了。再说,百废待兴,石凌鹤一心扑在工作上,忙得脚不沾地! 

  那年我9岁,和慰苍同年。就在这小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一生敬仰的石老。当时只晓得他是与我舅舅、父亲一起从老家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现在当了大官。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加上喜爱文艺,石老更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在我心中,石老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传奇! 

  1906年,乐平县大田村的书香门第“乐陶山馆”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石联学”。他就是石凌鹤。祖父是晚清贡生。父亲则是反清志士。山川毓秀,家庭熏陶,文艺天赋、国学功底,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展现了青年石联学的激情。 

  他慷慨激昂。1927年4月2日,受中共江西省委派遣,向军官教导团朱德借枪,率领工人纠察队,活捉国民党右派头目程天放。并在4月上旬,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夜,坚定地加入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直接领导,就是时任省党部特派员的邵式平。 

  大革命失败,石联学逃到景德镇,在里村路遇邵式平,邵鼓励他:革命斗争艰难曲折,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城市不行,就到农村、山区,坚持到底,革命一定会成功! 

  石联学冒着危险,回乐平领导、指挥年关暴动。认真学习、研读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发言:……从前,我们骂孙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可是石联学派人买来的10多支枪被国民党搜走了。年关暴动流产。许多同志被捕。1928年2月,国民党杀了石联学的同志张笠、朱鹤,并悬赏1000大洋,贴了照片,全省通缉石联学。为躲避敌人搜捕,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石联学改名石炼顽,再次逃亡。于1928年11月,辗转自上海乘“长畸号”东渡日本。1929年春,进东京一家私人美术学校习画。同时参与示威游行、话剧演出等进步活动。1929年底,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仍是乘“长畸号”抵达上海。开始革命文艺的生涯。 

  石凌鹤成为一位革命文艺家,纯属偶然。首先,他是激情洋溢的革命者,其次,才是感情丰富的艺术家。 

  就连名字,也是随革命的需要,两次更改。1930年2月,他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上,紧随鲁迅其后,签下“石炼顽”的名字,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不得已,再次改名为“石凌鹤”。他自嘲道:我这块百炼成钢的顽石,像孙悟空一样,变成凌空飞翔的白鹤,看你们往哪儿抓我去! 

  夏征农给石凌鹤的传记作序时,曾这样写道:“凌鹤同志是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党分配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怕困难,不怕杀头坐牢,总是尽心竭力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任务……凌鹤同志坚持文艺戏剧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服务的方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我国的戏剧事业,写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剧本和电影戏剧评论。” 

  正如石老自己所说:我一生不忘两件事:一是听党的话;二是搞戏剧创作。 

  30年代的上海文坛,剧坛、影坛,石凌鹤是著名的活跃分子。知名度很高。可称得上:剧坛先驱、影评翘楚。当年,文化界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它把当时八位名人的名讳巧妙地联成了首五言绝句,诗曰: 

  胡风沙千里,凌鹤张天翼。 

  白薇何其芳?丽尼顾而已! 

  石凌鹤写剧本,是出了名的快手。1936年,石凌鹤写出四幕剧《黑地狱》,被誉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石凌鹤与夏衍、郑伯奇、张庚等18位剧作家一道,集体创作抗战戏剧《保卫卢沟桥》,石负责编导第二幕《卢沟桥是他们的坟墓》。三天出初稿,两天整理,五天付印投排,上海各剧团,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演职员近百人参加演出。8月7日首演于蓬莱大戏院。一天日夜两场,有时还要加演一场,一直演到“八·一三”炮声响。10月下旬,石凌鹤有感于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雄业绩,直接在钢板蜡纸上写剧本《火海中的孤军》,文思如泉涌,一挥而就,边写边印,写完印完即排练,第二天下午彩排,晚上公演,观众义愤填膺,群情慷慨。 

  他又是大手笔的导演。1935年初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首场演出我国第一部大型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该剧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并主演。现场盛况空前,苏联塔斯社记者曾向莫斯科发出专题报道。石凌鹤正是该剧的导演。 

  当年在党的电影小组中,石凌鹤分工负责电影批评。其实,几乎就在电影小组成立的同时,石凌鹤已经在1932年2月进入《申报·电影专刊》担任“特约撰稿”(实际上是编辑),狠抓电影评论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时间,石凌鹤发表影评文章千余篇,三百万字。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每部新片都要评,有时一天要看3部片子。下午5点钟,看完片子匆匆发稿,9点钟,11点钟再去看片,看完以后还要发稿……”有一天,他从《申报》发完稿回家,由于劳累过度,突然晕倒在电车上。 

  当年的影评,可以起到左右市场的作用。1933年2月,苏联影片公司到上海放映《生路》(原名《人生大道》)12日先在上海大戏院试映。石凌鹤应邀观看。13日,他以凌鹤的笔名在《申报·电影专刊》上发表《评“生路”》的文章。14日,全上海引起了轰动。街头巷尾议论上海大戏院“将放映苏俄的好影片《生路》,市民都欲先睹为快。16日,苏联影片公司负责人姜椿芳把凌鹤评论文章中“没有女人的大腿,没有绅士的高帽”两句话,用醒目的大字作为影片的广告词。从16日下午3时起,《生路》每天连映4场。广告标明:“今日放映:三时、五时一刻、七时一刻、九时一刻。请早光临,以免向隅。票价:六角、一元、一元半。”据说,后来一天连演6场,场场爆满,黄牛手上的票卖到三到四元一张。《申报》老板史量才特别高兴:每天《申报·本埠增刊》五分之四的广告版面被《生路》这部影片所占,广告费自然是可观的。观众很高兴。尤其是那些失业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这篇评论文章发表后,苏联影片公司声誉大震,收入骤增。从此,该公司经理姜椿芳将石凌鹤视为知己。这篇评论文章对于那些提倡“眼睛吃冰淇淋,心灵坐沙发椅”的“软性电影”论者是一次迎头痛击。3月,国民党御用文人主办的《现代电影》杂志发表一系列攻击左翼电影运动和鼓吹“软性电影”的文章。攻击《生路》是赤色宣传。于是,国民党方面以姚苏凤为首,左翼方面以石凌鹤为首,在电影方针、方向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就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凤鹤之啄”。 

  石凌鹤除了主持《申报·电影旬刊》外,还负责编辑了《现代戏剧》、《舞台·银幕》、《戏剧·电影》等刊物。充分利用自己的阵地,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表左翼作家及进步人士如郑伯奇、沈端先、阳翰笙、阿英、尘无、章泯、张庚、宋之的等人的影评文章。这些刊物,很有特色。其中的许多主张和见解,即使对今天的影视界,也是至理名言。他在《告中国电影艺术家》一文中说:“无疑义的中国电影现在还止在募仿时期中……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点的美国,一般为娱乐而去电影消遣的人们,所需要的是美人的大腿和使人沉醉的多角恋爱……以此来麻醉观众……”作者呼吁,中国电影艺术家“停止他人的募仿,努力自己的创造,抓紧观众生活的需要,指明他们的出路,以正确的立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电影艺术作为民主教育的有力工具。 

  1936年底,石凌鹤发表专著《世界电影导演论》论及世界著名导演30多人,又著《世界电影明星评介》,评介明星百余人。在中国影评史上第一次笔触世界影坛。 

  “凤鹤之啄”,国民党御用文人一败涂地。石凌鹤更是成为中国影评界的权威。特务们注意石凌鹤了,准备对他下毒手。多亏《申报》老板的秘书钱伯涵相告,石凌鹤不得不匆匆离开《申报》,才幸免于难。阳翰笙也明确地要石凌鹤把针对“何梅协定”的报告剧《战争与和平》停止在《申报·本埠刊》上发表。这样署名“凌鹤”的文章突然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时,石凌鹤又做了一件中国影坛难能可贵的事。当时,石凌鹤写的电影剧本《十字街头》,党的电影小组决定拍摄。为了石凌鹤的安全,也为了该片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夏衍找石凌鹤商量,由导演沈西苓一人署名编导。石凌鹤欣然同意。并且事后从不提起。1995年3月,石凌鹤在华东医院住院,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去医院看望他,石凌鹤对此事一直缄默不语,表现出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在他的遗作《地狱之门》中,对此事也有记载。赵丹说,《十字街头》由石凌鹤、尘无编剧,沈西苓导演。可见,石凌鹤写《十字街头》确有其事。 

  这样一位30年代上海左翼戏剧电影界的晓将,资深电影艺术家,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新中国成立后怎么就突然在全国电影界销声匿迹了呢? 

  浓浓的乡情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二) 

  1949年初,石凌鹤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辗转回到上海,迎接解放。5月28日,进入上海军管会,协助夏衍接管上海的文化机构,恢复和发展文化事业。6月18日,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石凌鹤被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7月,他以上海戏剧、电影界代表身份和夏衍一起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首届代表大会。 

  文代会结束,石凌鹤已经分配到中央文化部电影局任局长,夫人高履平则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长子石慰慈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次子石慰苍,小女石慰春,也找好了学校。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天地,一切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石凌鹤43岁,对新中国的电影来说,真是一位政治可靠,业务专精,年富力强的好干部。当时的文化高官周扬、夏衍、田汉等人认为,石凌鹤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石凌鹤自己也踌躇满志,准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大干一场。 

  就在这时,历史转了一个大弯。改变了石凌鹤风华正茂的人生。偶然中的必然,石凌鹤与邵式平在北京重逢。邵式平,江西弋阳人,和方志敏一起打天下的老革命。当时,在江西的红色根据地,有“南有朱(德)毛(泽东),北有方(志敏)邵(式平)”之说,邵式平名声在外。两位老战友自1927年8月分别后,真是生死茫茫,互不思量。现在革命成功了,两人在共和国的首都相见,那种激动的情景,是难以形容的。邵式平还是声如洪钟,爽朗乐观。他跟石凌鹤没有多啰嗦,直截了当问他,对江西有没有感情? 

  一句话差点儿问出了石凌鹤的眼泪。为了家乡的解放,石凌鹤的两个弟弟壮烈牺牲,他自己也曾经血气方刚,“百花洲畔敢操刀”……啊!童年遗梦的乐陶山馆,源远流长的乐安河,受尽苦难的父老乡亲……石凌鹤脱口而出:“有啊!有很深的乡土感情。” 

  邵式平求贤若渴,立刻说:“你若是真的有感情,随我回去建设家乡。” 

  老领导的要求太突然了。石凌鹤一时惊愕得不知说什么好。 

  邵式平接着又说出一番情真意切的话:“老石啊!我们当年闹革命,是为了铲除压迫、剥削,现在解放了,家乡人民政治是翻了身,但生活还是很苦的。尤其是文化生活,根本就谈不上……” 

  犹豫只在一刹那,因为石凌鹤深情地爱着江西的红土地。他立刻表态:“老首长,我喜欢搞电影工作,但我更喜欢这块红色的土地。把家乡建设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邵式平爽朗地笑起来:“好,老石,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不过,”石凌鹤补充说,“我虽然尚未正式报到,但文化部党组已经找我谈了话,如果他们不同意,怎么办?” 

  “哪个找你谈话?” 

  “周扬同志。” 

  “我找周扬去。”邵式平很有把握地说,“他会支持我们江西的。” 

  邵式平估计错了,周扬并不同意。他的理由是:石凌鹤是我党最早的电影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现在,小组的成员如夏衍等大都在上海,文化部电影局没有一个内行来具体管理,怎么成呢? 

  邵式平打出老革命根据地这块牌子“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死了一千一百万人。不少文化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现在江西不仅人口少,文化人就更少。外地文化人不愿到江西这个苦地方来;而江西劫后余生的文化人中央又要留。那我江西的文化建设怎么能搞好呢?周扬同志,我有话在先,如果你不让石凌鹤同志回江西工作,以后就别说江西的文化工作要拖全国的后腿……” 

  这一招很奏效,周扬被他说得没办法,只好勉强同意石凌鹤回江西。 

  凌空白鹤飞回来了。除了长子石慰慈留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外(他后来留学苏联,专攻戏剧,学成归国,也奉父命回江西工作),石凌鹤偕夫人、次子、幼女,举家迁回故乡。 

  现在看来,这个历史的转折,也在情理之中。一个艺术家,特别是有成就的艺术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深沉的爱,常人所缺乏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正是这种对故土、对亲人的爱,造就了石凌鹤的后半生的另一番辉煌。 

  关于这一段,夏征农简短地介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凌鹤同志在江西省人民政府任文化局长,在此期间,他以最大的热忱,发掘整理和编导江西省的地方戏——赣剧,弋阳腔,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对江西文艺戏剧事业的重大贡献。 

  寥寥数言,饱含石凌鹤献出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夙兴夜寐、殚精竭虑。 

  (三) 

  在江西,石凌鹤根据中央文化部以主要精力发展本省戏曲剧种的精神,把原来称为省剧的地方剧院改为南昌采茶戏。把饶河戏、信河戏定名为赣剧,于1952年底下狠心筹备成立江西省赣剧团。挽救了堪称国宝的弋阳腔。因此被誉为赣剧之父,当代汤显祖。 

  石凌鹤不仅是江西文艺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领导者,而且身体力行,在工作之余为江西的剧团写了大量优秀剧本,屡屡获奖,成为传世之作。 

  严谨认真,饱含激情是石凌鹤创作剧本的一贯作风,如赣剧《梁祝姻缘》。关于此剧的创作,石凌鹤曾说:“……这使我怀念历史学家翦伯赞,因为他自庐山至北京,为我找了不少资料,使该剧得到了有力的根据。”一个以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改编创作的戏曲剧本,居然还要请一流的历史学家找资料!写作《西域行》,因为人物众多,场景宏伟,各方面都很考究。石凌鹤不仅请教历史教授,而且特约沈从文这样的大师作为服装、道具顾问!严谨态度可见一斑。 

  他执意要回江西,心中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要写方志敏。他与方志敏虽然没见过面,但神交已久,深怀敬意。1956年,他一气呵成,写出话剧《方志敏》,由江西省话剧团进京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现在舞台上的革命领袖人物形象。 

  石凌鹤与郭沫若感情笃深。前面说到的《棠隶之花》,是这两位大师珠联璧合的典范。是石凌鹤最早把郭沫若的历史剧搬上职业舞台演出。也是第一个敢于改郭沫若剧本的导演。1941年11月,“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成历史剧《棠隶之花》,向国民党顽固派反击。当时在大后方的重庆,名导云集,经田汉提议,郭沫若、周恩来同意,指名要石凌鹤任导演,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具有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素质和修改名家剧本的魄力及能力。这个戏,演员阵容强大,舒绣文,张瑞芳,周峰,魏鹤龄,项堃都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演出震动陪都。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各路文艺英豪会师北平,周恩来见当年《棠隶之花》的编、导、演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文代会,还找石凌鹤建议,能不能在文代会上重演《棠隶之花》?可见此剧影响之大。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与石凌鹤交往频繁。1978年5月,石凌鹤在华东医院听到郭沫若逝世的消息,不禁号啕大哭。不顾偏瘫、骨折病残之身,写出讴歌郭沫若重庆斗争的《雷电颂》。《雷电颂》五易其稿,历时3年,曹禺在读到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后,来信称赞“气势磅礴,声调铿锵,诚吾兄老当益壮之佳作。” 

  1957年夏,为了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石凌鹤不顾当时反右的政治气候,着意选择了临川四梦中的《还魂记》改译。就连当时决定这项活动的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也有撤销这项计划的意思。可是,石凌鹤似乎与汤显祖有一颗相通的心,艺术家的激情一上来,他什么都不管不顾,一门心思按原计划改译排练剧本,纪念活动按时举行。同年12月,江西省赣剧团用弋阳腔谱唱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次以弋阳腔演唱《还魂记》。 

  1959年7月2日,江西省赣剧团上庐山为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演出《还魂记》中的一折《游园惊梦》。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等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带头鼓掌,说了四个字的评语:美、秀、娇、甜。对此,石老曾有词作《多丽·党中央晚会》:“庐山夏,中央晚会岚颠,正流行,江西赣剧,优伶笑聚堂前。绣屏深,丽人伴舞,座中元老竟蹁跹。不尚娇柔,情怀开阔,轻盈踏步意昂然。真做到,推心置腹,彼此忒心安。少奇老,周公,朱总,乐溢心田。忽然间,管弦突缓,群姑略抚红颜。盖因为,毛翁驾到,雍容迈步拥柔肩,不必迟疑,互相快慰,大家散坐绮庭前;稍休息,吸烟闲话,赣剧赖评诠。《西厢记》,青阳曲雅,美秀娇甜。” 

  1960年至1961年间,石凌鹤改编的《西厢记》上下本(青阳腔),更是把赣剧的演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香港《大公报》以《石西厢记》为题,著文盛赞赣剧《西厢记》并赋一首七绝:“会真翻作石西厢,胜似当年关(汉卿)董(解元)王(实甫),演到佳期甜绝处,莺莺今信在南昌。” 

  茅盾诗云:辛勤翻案谱青阳,敢与前修论短长。人物满堂谁最胜,柔情傲骨一崔娘。 

  巴金、魏金枝、刘厚生、叶以群、孔罗荪、赵景深、熊佛西、应云卫、顾仲彝、杜宣、范瑞娟、王云阶、沙梅、夏白等二十多人举行座谈会,赞扬赣剧“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 

  从1949年9月至1966年6月,整整17年,石凌鹤没有辜负自己在邵式平面前的表态,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卓越才华,满腔热忱献给了家乡,振兴了江西的文化事业。邵式平省长也没有在周扬面前食言:江西的文化工作不仅没有拖全国的后腿,反而走在了前列! 

  (四) 

  命运对石凌鹤并不公平。国民党通缉,反动派抓捕,石凌鹤可以逃亡、抗争、奋斗!可是,对党内的极“左”路线,他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了。这是他的组织观念,也是他的无奈。1963年华东话剧、歌剧、儿童剧观摩会演,柯庆施提出“大写13年”,石凌鹤在讨论会上以艺术家的耿直发表意见:“不能说只有写13年现代戏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难道好的传统戏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按照只写13年的规定,岂不是古代题材,甚至于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题材,都成为戏剧创作的禁区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遭到大会有组织的围攻、批判,他被迫作了检查。但柯庆施仍不放过。1964年初,这位华东局一把手来江西视察,仍在大会上批评石凌鹤:“江西有个遗老遗少,人在社会主义,而脖子却伸到300多年前去了,不写现代戏,要搞他的《还魂记》……”石凌鹤的戏曲剧本《三代》,也被人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挞伐,从此,石凌鹤被扣上“30年代遗老遗少”的帽子。这一时期,他十分苦闷。 

  这里不能不提到他的爱妻高履平。这是一位有着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女性。湖南人,早年参加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1930年入党,和石凌鹤30年代在上海相识、相爱、结婚。两人的结合,堪称绝配。从此,高履平陪石凌鹤一起,当记者、演话剧、做导演、抗日救亡,到处奔波。武汉、长沙、衡山、衡阳、桂林、重庆、昆明、直至在上海迎接全国解放,去北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刚刚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落下脚,又义不容辞地随夫来江西,丈夫要抓赣剧,考虑到这个新生剧种的起步艰辛,从来都是以丈夫的事业为重的高履平,就来啃赣剧这块硬骨头。主动请缨,任江西省赣剧团团长。为了赣剧的高起点,她请周恩来总理题写团名,可以说,当年赣剧的每一出新戏,都是她用心血浇灌的生命之花。1964年听到柯庆施对丈夫的多次严厉批评,甚为担忧,感觉政治生命渺茫,心病难除,再加上多年积劳成疾,两只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4月,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日子,她选择在上海离开了这个世界。石凌鹤“悲痛无以复加”,著《哭亡妻高履平》等多首诗词悼念。 

  从一定程度上说,高履平是为石凌鹤而死,石凌鹤为江西献出了一切,包括他的最爱。 

  1965年,江西开始文艺整风,石凌鹤多次检查,不得过关。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6月20日,石凌鹤60大寿,收到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本省文艺黑线的总后台,被省委抛出,打倒在地,扫地出门。《江西日报》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点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灾难降临。大字报封门,红卫兵抄家,几十年悉心收藏、整理的资料、书籍、图片、字画被洗劫一空。自己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劳改! 

  此时的石凌鹤,又变成了百炼成钢的顽石,他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他晚年有词《轮台子·醒梦兴嗟》回忆:“……当年洪都任职,楚天阔,无私自省。忽然间,那风波突起,杯弓蛇影;便牧豕放牛,凄怆难忍。这往事椎心,老也难平静。更深思,前仇应泯。且做到返璞归真,岂是添顽蠢。”并在《心声》一文中写道:“是啊,要反复思量,要提得起,也放得下,何况省委秘书长早已当面宣称,这是不得已将我这文化局长抛出,以应付党中央已经掀起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应为一切服从党中央,难道我能忘记自己是中共老党员么?” 

  (五) 

  1976年,石凌鹤移居上海,已是71岁的老人,而且偏瘫、骨折,右手不能写字。他以顽强的毅力练习用左手执笔,仍然思路敏捷,激情倍增,佳作迭出。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1982年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他的八场话剧《雷电颂》单行本。11月,创作《暴雨骄花》剧本,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汤显祖剧作改译》。这是石凌鹤的力作。他是中国第一个改译了汤氏全部“临川四梦”的剧作家。1983年,发表七场赣剧《玉茗花笑》。1991年,他已85岁高龄,仍然与人合作出版《方志敏传》。60年来,石凌鹤创作的各种剧本逾50余部,数百万字。其精品收于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凌鹤剧作选》中。 

  石凌鹤从艺60年,他属于江西,属于上海,更属于中国电影戏剧界。1988年5月30日,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剧协联合举办石凌鹤同志从事文艺工作60周年庆祝活动。活动由夏征农主持,陈沂、柯灵、杜宣、白杨等到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石凌鹤对自己的要求是:白了须眉笔未停。而贺“夏衍大哥”95岁华诞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知父莫如女。石慰春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不要看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可他到死都是一个“官盲”。官场上的那一套:紧跟、整人、溜须拍马、踩着别人往上爬……他是一概不会。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就是一个写剧本的。每次到单位里去开了什么会回来,他就老是念叨着《陋室铭》中的句子:“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我想那大概就是他理想的生活状态了。他最开心的就是请了创作假在家写剧本的日子。摇头晃脑,平平仄仄,哭哭笑笑,痴痴癫癫。有一次过端午节,妈妈把粽子和白糖放在桌上,结果他把粽子吃了,白糖碰也没碰,嘴唇却是黑的。原来他是把墨汁当成白糖,蘸粽子吃了。……父亲一生写过不少剧本,其实他最钟爱的是不被人欣赏、一直没得到机会上演的诗剧《汤显祖》。他之所以倾注那么多精力改编了汤显祖的所有名剧,又呕心沥血写了这部诗剧,是因为在汤显祖的身上,寄托了他自己的人生追求:汤显祖对于他,不仅是先贤、宗师,在某些层面上来说,也是他的人生坐标。 

  石凌鹤的追悼会上,石慰春拟了一副对联概括了石老的一生: 

  风风雨雨,矢志宣传,终身耿耿革命者; 

  孜孜亟亟,虔诚艺术,一个谦谦文化人。 (来源:《人物》2008年7月 作者:陈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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