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之二:挥洒在工厂里的青春


蹉跎岁月之二:挥洒在工厂里的青春

 

从1968年初中毕业下乡,到1978年考上大学,其间十年漫长的蹉跎岁月,除了两年半农村插队,我尚有七年半的工厂生涯。从十七岁多走进工厂,到将近二十五岁离开工厂,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些青春年华,挥洒在了南昌郊县一座小型机械工厂里。

一、选择当车工

1971年4月20日,离开德安八天后,我进了南昌县机械厂上班。是小舅舅给我联系的这家工厂。当时小舅舅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当军代表,与南昌县工业局有着诸多联系。

南昌县机械厂坐落于县城莲塘镇上,是家农机配件厂。这家工厂几年间改过几次厂名,我进厂以来先后叫过南昌县机械厂、南昌县农机配件厂,最后叫南昌旋耕机厂,为手扶拖拉机生产旋耕机配件。

厂里有金工车间、链条车间、锻工车间、翻砂车间等等,其中金工车间集中了厂里的各种主要机床,如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等等。金工车间里各种正在运转着的机器让我感到新鲜有趣,尤其那飞速旋转的车床吸引着我,于是我选择了当车工。

其实车工比铣工、刨工、钳工等更忙累,每天上班必须站在车床前,全神贯注地操作手柄,进刀、退刀、抛光,按图纸的要求加工出各种零件。还要时不时地当心飞旋出的铁屑溅着你、烫着你。一天上晚班时,一小粒铁屑飞进了我的一只眼睛,扎在眼球上,不得不连夜去县医院找医生取出来。而脸上与手上被铁屑烧出伤痕是常有的事。

我上班的第一天,车工班长就要求我把辫子剪掉。我那时已经是短辫了,他还说不安全,于是我只好戴着工作帽上班。因为车间里曾经发生过多起事故,有人被机器打断手指或碾掉脚趾,有位钳工被旁人斩出的铁块击中一只眼睛而失明,后来安了一只假眼。我见到那位有一只假眼的钳工仍在原班组上班,而导致他失明的工人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因为是误伤。更有甚者,一位工人在砂轮上磨刀具时,被松动飞出的砂轮削掉半个脑袋而丧命。这个血的教训很瘆人,于是我每次去砂轮上磨车刀时都会偏过脑袋不正对着飞转的砂轮。

记得一年夏季连续天旱无雨,农村急需大量抽水机。厂里开展“水泵大会战”,金工车间三班倒连轴运转。我接连上了三个星期的深夜班,即半夜12点到次日早上的班。上这种班与人体生物钟逆行而最伤身体,因为白天睡觉是肯定睡不好的。那段时间我们连续每天上班没有星期日休息。而那时的我不知疲累毫无怨言。

在当车工的几年里,我每天下班时不仅一手油污,而且脸上也会被油污弄得像个“大花猫”,需要用肥皂使劲搓洗才能洗干净。

总之,干车工虽然又累又脏,我仍一如既往地喜欢上班,喜欢开车床。我还特别喜欢开车间里的天车(吊车),沿铁梯爬上车间高高的天花顶,用按钮操纵大吊钩,轰轰隆隆来来去去吊运一些重物。

二、身边的苟且

我的师傅姓罗,大我十余岁,是位家在农村的复退军人,妻子与孩子在附近的小蓝公社。师傅对我很好很关照,不仅教我车工的各种技术活,还经常在下班后带我去附近的烈士公园散步。车工班长提醒我注意此事,于是罗师傅约我去散步时,我总要同时叫上一伙同寝室的女孩。但后来车间领导还是把罗师傅与我分开了。记得当时我还为此委屈地哭了一场。想想罗师傅并没有对我做什么出格的事,他真的很冤枉。

那时厂里共有二百多号人,大部分工人的家在南昌县农村,其中不少复退军人。在我进厂之前不久,厂里刚从幽兰公社招了一批新学徒工。这批徒工与我年龄相仿,刚去的时候我们十几名女徒工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没有个人独立的空间,只是挂起蚊帐,既为了防蚊虫,也为了防一点点干扰。

厂里对学徒工有一些规定,除了要求积极努力学政治学技术,还规定三年学徒期內不允许谈恋爱。但那些农村来的女孩子在进厂后不久,不少人就在厂里悄悄相中了自己的对象,暗自在交往着。我与她们的眼界不同,只想多学习些东西,所以根本不去理会身边的苟且。进厂的当年冬天,厂里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在几十名徒工中,最后只批准了四人入团,我则为其中之一。那些没被批准入团的徒工,其主要原因好像是说她们谈了恋爱,有违了厂规。

然而,追求爱情,是所有年轻人的本能与向往。我一点也不鄙视那些偷偷谈了恋爱的农村女孩。我不谈恋爱,一个原因是当时只想多学习些东西,二是环顾厂里并没有谁能入得了我的法眼。工厂岁月,正值青春年华,我的身旁不乏“献媚者”,也曾收到过厂内厂外的署名或不署名的所谓“情书”,遇到过奇奇怪怪的莫名其妙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其中颇具戏剧色彩的是车间同班组的“二L”。

小L是位28岁的技术熟练的车工,上海人。他当时带的徒弟是个与我同龄的幽兰来的男孩。那时我的车床就在他的车床后面。我与这个仗着技术好而颇有些骄傲的上海人并不怎么打交道,只与那男徒工相熟。但没想到,有一天上晚班时,小L突然转过身来站在我的车床前,眯着小眼睛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喜欢你”。由于车床机声轰鸣他是很大声地对我说这话。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直接表达的人,不由吓了一跳。后来他又重复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绝他,于是除了不予理睬且处处避开他。一天在回家拥挤的公交车上,他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笑嘻嘻地扯我的衣袖,又吓了我一大跳。我赶紧在下一站逃下车去,回到家里仍惊魂未定。就这样纠缠了我一段时间后,他也就死心了。

大L是位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大约有三十岁了,比我晚些来厂里。他的工作岗位虽在车间,却是厂里的文化骨干,要参与负责厂里出黑板报或者组织考试之类的工作。在车间里我与他交流较多,有学习上的事也请教过他。后来有一天我上晚班打开我的工具抽屉时,发现里面有一迭写满文字的稿纸,除了书信,是一些诗歌、散文、小小说之类,均无署名。但一看字迹我就知道是谁写的。我把这些东西匆匆看过后又塞回到他的工具箱里。虽然各人的工具箱均要上锁,但总有不小的缝隙。那时我与大L倒不同的白班与晚班,在车间里碰不上面。之后我的工具箱里接二连三地出现此类东西。我没有办法,只好将他的所有“作品”卷成一筒去邮局里寄回给他,并附上一页纸,告诉他不必如此,我不会与他有进一步关系。

我的如此之举,既是出于自己本能的反应,也是顺从自己内心的意愿——我不喜欢他们。后来我离开了车间,也不记得小L去了哪里。只记得大L去了一分为二的隔壁工厂,之后也娶妻生子。我与他在路上遇到时仍会礼貌地打招呼。

三、蹉跎在路上

进工厂后,在物质生活上比农村插队时好了许多倍。我开始领着每月18元的学徒工资,也足够自己的吃穿用了。那时的物价十分便宜,每人每月10元的伙食在食堂里就足够了。

刚进厂时,觉得工厂的业余生活比农村丰富有序了不少。厂里曾组织过女子篮球队。以我在女徒工中的身高,自然成了篮球队员。成立女子篮球队是为了应付厂外比赛,因此一段时间还脱产训练,在烈日下反复练投篮(三步跨蓝),个个晒成了“非洲人”。后来在附近灯光球场参加比赛时我没有上场,只在观众席上观阵助威。记得厂里也搞过文艺演出活动,我们几位女徒工曾排练过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舞蹈。后来这类活动渐渐停息了。业余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下班后只能与同伴去莲塘街上或百货商场里闲逛。

七十年代上半叶处文革后期,一切还在封冻中。那种文化荒漠化的现象,给了我深深的印记。一天,有熟人带我去县图书馆借书。我看到偌大的书架上空荡荡的,只孤零零地摆放着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于是我只能借《金光大道》看。七十年代中期后,开始能看到一些新版或旧版小说了。但我不再去县图书馆了,不记得从什么地方借读了旧版《红楼梦》、新版《水浒传》等等小说。

进厂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只在星期天休息时才回南昌家里。不久车间里钳工班分来一位家也在南昌的女徒工。我们有了伴就开始包公交月票,一下班就结伴回家。莲塘离南昌三十里,中间转一次公交车路上大约要一个多小时到家。后来我们跑车的伙伴逐渐增多起来。

之所以下班后不愿意待在厂里,是因为厂里的生活太枯燥,而宁愿将大把的时间丢在往返城区的那条“南莲路”上,丢在来去的公交车上,宁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赶公交车,去与同样的上班族人群拥挤在公交车上。记得1972年初的冬天下大雪(尼克松来华那时),班车停开,我与同伴转而包火车月票也要下班后坐小运转回南昌。就那样每天跑车成了一种惯性而不可停止。

在那些跑车的路上,我也曾遇见某人(其实是其人为制造的多次“偶遇”),也曾对其高大纯朴的外表及诚恳有所好感,也与此人开始了约会。但后来发现此人的低俗无聊,我则毫不犹豫地像扔垃圾一样将其甩开。

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跑车,只不过绕道而行罢了。

回想起来,那七年多时间里我曾在那条路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啊,那是我蹉跎掉的宝贵的青春时光。

四、厌恶干财会

进工厂之后,我一门心思认真用功地学习。在厂里曾组织的一次书面技术考试中,我考了全厂第一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举止端正,尊师睦友,成为我的行为准则。记得宿舍旁链条车间的一位女师傅当着众人面夸我是厂里“最好的女孩子”。也是,我在工厂的七年多里,年年获奖,起先是“优秀徒工”,后来是“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团员”。那时获奖没有奖金,奖品除了一纸奖状只有搪瓷茶缸或笔记本。我得过大大小小好几只搪瓷茶缸。

正是我认真工作的态度,被厂财会室的老会计看在眼里,于是我三年学徒期满时,他便向厂长要求把我调去财会室。我服从厂里的调动,离开车间去财会室上班。

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了耳畔的机器轰鸣声,不需穿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也不会满手满脸的油污,不用担心被铁屑溅着伤着,也不用上晚班了。看起来挺不错的,既干净又轻松,还能留起长辫子。但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种全新的工作。

财会室原有一名会计一名出纳,老会计即主办会计,过几年要退休,想找一个接替他的人。出纳是个中年妇女,与我母亲差不多年龄。我初来乍到,从头学起,学习分类记账,学习登账本,学习打算盘加减乘除,学习核算工厂成本,学习做每月财务报表……在老会计的指导下,我很快就能上手工作了。

然而,日复一日在财会室的工作,每日与账本算盘打交道,渐渐让我觉得枯燥无味。我开始怀念车间了。一有下车间劳动的机会,我便积极响应。我仍喜欢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仍喜欢开车床,把毛坯车成各种零件。我觉得在车间里才能够让心底里放轻松。我曾给厂领导写过报告,要求回车间工作。但厂长不予批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想回车间,并不是喜欢那又累又脏的工作,而是更不喜欢会计工作,更不喜欢待在财会室。

对于财会工作,我从开始的不喜欢,到后来的厌倦,甚至厌恶了。厌恶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那时的工厂普遍为亏损企业,我们厂也不例外。这一亏损数字从每月上报给县工业局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我见到车间里工人们的辛勤劳作(那时没有计件计酬的规定,全凭个人自觉性,工人们大多也是自觉的),这种劳动创造出来的成果不仅不能为国家贡献与积累财富,还要得到国家的亏损补贴。县工业局报县财政局,给予所管各工厂亏损补贴已成惯例。以前待在车间里我哪会知道这些,如今干财务知晓了这个情况,很让我心灰意冷了。

我厌恶财会工作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不喜欢老会计的工作态度。自从我上手工作后,他便把其工作职责范围的事情渐渐交由我做,并多次说他要“脱身”,让我来干主办会计。那时他逮着机会就去外地出差,回来则报销一迭票据,连几分钱的网兜都报销。这让我非常不满。对于厂里仓库每月报来的材料消耗表,他从不去查原价目,只凭着自己的经验估算,很快就把那个数字算了出来。我觉得这种算法不准确,虽然很省事,但欠缺严谨态度,因此厂里每月财务报表中的亏损数字也是欠准确的。

我不喜欢工作不严谨的态度,鄙视揩公家油水的人。我不喜欢老会计的作为,不喜欢财会工作,更不愿去接他的班当什么主办会计。

我想要逃离,但怎么逃啊?我没有办法逃离,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五、向往“诗与远方”

虽然讨厌财会工作,但我每日还是在按部就班地认真工作着,从不出一点差错。坐在办公桌前,闲时则瞭望着窗栅栏外那一方蓝天,遐想着自由,憧憬着“诗与远方的田野”,而漠视“眼前的苟且”。

记不得哪一年厂里曾有过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厂政工组让有意愿者写申请。我很快交了申请书,当时递申请的年轻人没有几个。然而我的希望落空了,这个名额最后给了车间里一位“二万五”老红军的女儿。这个老红军的女儿大我一两岁,比我晚几年进厂,我与她也曾一起跑过车。很明显,她的家庭背景是其优势。而我的父母那时还在军山乡下,父亲的“政治面貌”仍是个“摘帽右派”。

不久我在县医院附近的街上碰到一群来参加体检的“工农兵学员”,其中有我认识的其他厂的女孩与我打招呼,看着她的兴奋样子,我好不羡慕。

我依然日复一日地在财会室上班,依然每天跑车回南昌。在空虚无聊的工厂生活里,那些年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记并不是为了每日记事,而是为了有感而发,找到一个倾吐内心声音的方式。现在来翻看我那时的日记,发现并没有完整记下身边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它只是我抒发情绪倾述思绪的一个私人空间,所以有一搭无一搭的。我看见了那时的自己,很纯真,很执拗,也很幼稚。

我把我最赞赏的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写在日记本上,“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时时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碌碌无为,并为此深感愧疚与懊恼,因此不断地在检讨自己。我渴望生活中有一盏明灯为我引路,但前路一片模糊漆黑。

有一天,在莲塘街上的百货商场里,一位同事附在我耳旁悄悄告诉我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事。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国家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将会带来我命运的改变。工厂里的一切似乎照旧如常。

然而,毕竟文革结束了,有些事物在慢慢地复苏了。后来,在市煤球厂工作的表弟给了我一个上业余夜校的指标。业余夜校就在家附近的北湖小学,白天小学生上课,晚上的教室就腾给上夜校的成人。我坐在久违了的教室里,那些低矮陈旧的课桌板凳让我感到分外亲切。虽然夜校教的课程很初浅,但我渴望获得知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

第一学期我报了数学班。老师从初一的数学教起,曾经学过的东西我很快捡了起来。上课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学期结束我被评为“优秀学员”。第二学期我想继续报数学班,想要学习更高程度的数学。但没有更高的数学班。无奈我只好报了语文班。学期结束时我又被评为“优秀学员”。

虽然眼前的一切仍很渺茫,但我的心却时时向往“诗与远方”。

六、两次上考场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革期间的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国家正式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消息无疑是个天大喜讯,它将改变无数蹉跎中青年的人生轨迹。

然而,以我只上过初一的资历能够考上大学吗?我感到自卑,缺乏信心。但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有系统地复习起来。

起初,我在小舅舅为表弟请的一位家庭老师那里上了几次数学辅导课。后来要改成去老师家里上课,老师家在较偏远的一条巷子里。我不想晚上出门,于是自己在家复习起来。开始看初二、初三的数学课本。虽然没有老师教,但看例题、做习题,我很快就会了。接着看高中的数学课本,除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还有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等,我也看懂了,到最后的微积分抛物线,有一些难度了。那个时候我像着了迷一样每天做数学习题。

我依然每天下班后回南昌,挎包里装着的全是课本。看完高中数学我接着看物理、化学,这些均为我没有学过的课程。但那时离高考时间不远了,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没有很充裕的复习时间了。在省文联工作的姨爹劝我报考文科,说这样无须问津物理化学可以省时间。虽然我一直对文科有偏见,认为数理化成绩不好的人才会报考文科,但迫于现实我不得不改变方向转为文科。赶紧看历史书,看地理书,看政治书,也做问答题,每天清早背,晚上背,背得天昏地黑,背得头晕目眩……

历时两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告一段落,当年12月初,我在莲塘一小考场参加考试。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考后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后来得知这次高考文科考生的数学成绩不计入总分,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复习得来的几十分数学成绩不计分,于是我落榜了。

我只知道我没考上,与上大学无缘,很是沮丧。但老会计却高兴了,他的幸灾乐祸是溢于言表的。因为我还要继续跟他做财会,我还得在财会室里勤勤恳恳地工作。我无法逃离。

空白了几个月,每日按部就班地上下班,在财会室里苟且工作着。这时邻居大哥介绍他的一位在铁路工作的同学H与我认识。H带我去看过几次电影,我对他没什么感觉。

有一天,厂里一位考上南昌师范学院(大专)的同事特地来告诉我,他从县招生办的熟人那里得知,我的高考总分距离录取分数仅差1点几分,那个县招生办的人很为我惋惜。

我得知这个情况后,不由受到一些鼓舞。恰在这时,听到广播新闻里传来又一次高校招考的消息,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一种跃跃欲试的念头又在促使着我,我决定再次参加高考。

当时已经是1978年4月了,距第二次高考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孤注一掷。我去找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欧阳琛教授(他是外公在心远中学的学生,以前常来墩子塘看外公),请他帮我买指定的高考复习书。欧阳教授很热心,为我买到一套复习书,并鼓励我考上大学。

之后,我度过了异常紧张的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的三个月。财会室的工作一闲下来我便躲到宿舍里看书,但又常因各种杂事被人唤回办公室去。于是我干脆拿着复习书坐在办公桌前,得空就看。我在现实与理想的牵绊中艰难跋涉,“不甘心这夜幕的笼罩,只仿佛看到黎明的曙光在召唤”(1978年4月18日《工厂日记》)。我期盼着光明。

7月20日,我在莲塘一中考场参加第二次高考。考试前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担忧,希望能考上却担心又落榜。如同上一次,厂里参加高考的女青年只有我,男的好像有两三位,其中一位上次考上了赣南师专而没有去的姓谭的男徒工。这个男孩小我几岁,立志不上大专要考本科。平时复习时他见我在做数学习题,劝我别管数学,认定这次考试文科生仍不会计数学分。后来证实他预测错了,这次高考文科生的数学成绩计入总分,他却因数学只考几分而落榜了。

两三天的考试结束后,接下来有二十余天难捱的时光。我等待着不知什么样的“宣判”结果。考后我知道我的语文没考好,有段古文翻译做得不好,因此预感很差,很有些懊丧,甚至一度陷于失望的情绪之中,感到寄予高考的“无限希望在心中变成了一堆阴影”,“希望的火苗在心中淡黯”,觉得自己“大概会在这五指山般的重压之下永久地窒息,直到坟墓里去”(1978年7月22~28日《工厂日记》)。

七、终获自由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上天也垂怜于我。好消息传来,我的高考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在几门成绩中,语文确实最差,仅得六十几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体检、政审。厂里政工组的人还去了军山垦殖场父亲单位搞外调。

之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又陷入了一种焦虑不安的等待之中,怕政审因父亲的问题而被刷下,怕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我渴望着新的学习生活,却不知道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觉得“面前的路是这样模糊,像夜晚有人遮住了路灯,而这是没有月亮与星光的夜”(1978年8月28日《工厂日记》)。

直到9月23日,我终于得到了录取通知书,白纸黑字确证自己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我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彻底轻松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拿到通知书,才是决定我命运转折点的关键。多日来的忧思像阳光驱散乌云一样无影无踪了。”“我感到宽慰的是,这前前后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白费,尽管其间有四个月的空白点。紧张地学习,争分夺秒般地啃书本,没有给我带来两手空空、毫无所得,没有使我失望,没有把我推到那深渊里。我如今看见了充满光明与希望的道路,那是洒满阳光的开阔的境地。我可以摆脱我所厌烦的环境了,可以摆脱那曾经毫无可能摆脱的工作了,一切对于我都让步了,畅通无阻了。我可以自由了,自由地呼吸,自由地飞翔……”

确实,我当时并不为能够考上所谓重点大学而骄傲,只是为能够获得的自由而欢心。记得那时在回南昌的公交车上,我每每会被同车外厂人的钦羡眼光所光顾。而我则无愧地享受着这种目光。我不仅可以如愿以偿地上大学,还可以永远地甩掉我讨厌的财会工作。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再说那位H,当听说我要参加第二次高考时,也曾为我借来几本复习书,也决定要陪我一起考。但当高考成绩出来后,他的分数与我差距太大,便与我不辞而别地消失了。那是个老实人,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留下痕迹,我几乎将其遗忘了。只是写到当年事,不得不提起一笔。

从1971年4月到1978年9月,整整七年半的漫长岁月,我在莲塘那座工厂里蹉跎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当我离开那里时,再也没有离开德安农村时的依依惜别与泪水了,有的只是一种决绝,一种“胜利大逃亡”的庆幸,一种要开拓人生新境界的向往。

我最后一次走出厂门,走过莲塘河上的那座桥时,看见桥下的河水是那样清澈,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波光。我的心里如同那清澈的河水,也泛着闪闪的波光。

中国文革十年,我也蹉跎了十年。走向未来的路,我不再蹉跎。

                             2017年11月29日写毕于青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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