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之一:插队苦旅


蹉跎岁月之一:插队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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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有好几个我忘不掉的日子,1968年11月6日便是其中之一。那是我去德安农村插队的日子,后来也成为我档案中参加工作的日子。那天离我十五岁的生日还差近两个月。从这天开始,到1971年4月12日离开德安,我在此度过了将近两年半的插队生活。那两年多本应是我一生中最青葱的年华,但与数百万上山下乡的同龄者一样,我经受了过早“劳其筋骨”的艰苦锻炼,短短的两年半时间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苦旅。

一、去白水的路太颠簸

我不记得那年是哪天立的冬,总之那是个深秋或初冬的日子。清晨天还没全亮,便要去学校集中等车。大婆婆帮着我把行李拿到学校。大婆婆是外婆的胞姐,比外婆大四岁,那时也有68岁了。但当时家里唯有大婆婆才能为我送行。

从家里到我的学校南昌八中很近,穿过小巷上大马路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全校68级毕业的学生都在这天出发下乡。南昌八中没有高中部,68级共十个班大约五、六百人。我们插队的地方分为新干和德安两县,其中大部分人去新干,小部分人去德安。我选择了德安。选择德安的原因,是德安与永修相邻,父亲所在的军山垦殖场在永修,而母亲也即将把家搬来这里。以后我回南昌时可以顺路先回军山的家。

天亮后太阳出来时我们才出发。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到德安县城的路还算平坦。但到德安县城后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我们插队的白水公社地处德安最偏远的山区,离县城有九十多里。这一路虽然修有公路,但高低不平,坎坷弯曲。汽车一路不断颠簸着,把一车的同学先后颠得晕车了。而我虽颠得肚子痛,却硬是没有晕车。当时跟车送我们下乡的学校工宣队黄队长直夸我身体好。他哪里会知晓,从次日开始,有一种怎样的磨难与我的身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几百里从南昌到白水的路整整走了一天,天黑时分才到达。

我们的知青点在和平大队(文革时改名红星大队)。欢迎我们的第一顿饭是所谓“忆苦饭”,即一大锅不放盐的青菜煮稀饭。当时肚子饿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吃。

我们住的地方在大队部的两层木板房楼上。队里临时为我们上山伐木搭好的木板床,还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味。楼前一片开阔的荞麦地,楼后开窗迎面就是大山。那时我们刚刚远离南昌的家,对来到这山区与同学一起吃一起住的集体生活,充满新鲜感。谁都没有去想日后会有怎样艰苦的日子在等待着我们。

二、是不是我们在作孽

我们在大队部集中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班四男五女九位同学,另有三位从南昌来的上海知青,加上几位带队干部、医生、老师,总共十几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上山下乡的,因此当时我们的称号谓之“五七大军”或“五七战士”,并以连、排为建制。公社一级为连,大队为排。

时仍值文革鼎盛期,那是个既疯狂又愚昧的年代。我们一切遵行文革之方式。每日三餐前要捧着“红宝书”唱“天大地大”的歌,要念毛主席的某段语录,要挥舞“红宝书”虔诚地祝伟大统帅“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每日出工前或晚上睡觉前也要如是一遍,只是改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

那时毛主席动辄有“最新指示”发出。带队干部通常会连夜守候在收音机前,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出。于是我们经常在第一时间的深夜里出动,敲锣打鼓地把“最新指示”送到每个生产队。我仍清晰记得那些个半夜里睡眼朦胧跌跌撞撞走在山间小路上的情景。

刚到不几日,大队干部带领我们去几个“地富”家里抄家。抄出的坛坛罐罐(食物)在露天场地上放着,不记得后来如何分配了。也曾在某个晚上开过批斗“地富分子”的会,明亮的灯光下大家义愤填膺地举拳喊口号。有一个女同学拿着小竹鞭狠狠抽着跪在地上的“地主婆”。不知这个与我同龄的女孩为何与那老太婆有着那般仇恨,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深明大义罢。哦,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对“阶级敌人”越狠,便越能表现自己的积极性。

在大队部集中学习和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将我们分散到四个生产队。我与另两位女同学分到三队。我们三人住在队长家,队长家是那种有天井的老房子。我们住在一间偏房里,需要自己做饭吃。

次年春天又分来一批上海知青,于是我们三人从三队合并到二队知青点。二队以一座小木桥为界分为两个村子,桥东叫“木桥上”,桥西叫“木桥下”。我们住在木桥上的“大屋里”。“大屋里”是幢清代建筑,白色的外墙,里面有好几个天井和前后几排十多间住房。原屋主是位夏姓的富农老头。我们十余位男女知青与两户带队干部(大学老师)占住了一多半,里面好像还有其他村民居住。夏老头与其女儿一家只住在旁边的两间房里。

那夏老头大约七十多岁的年纪,当时生产队指派他放牛的活儿。他平时不声不响的,每日早出晚归去山上放牛。突然有一天,他女儿哭着回来告诉我们,她爹在山上一棵树上吊死了。我们听了很感惊悚。我们住在“大屋里”时并没有为难或斗争过夏老头,与他一家相安无事。但不清楚在我们入住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夏老头在此时选择自杀,想来必定与我们的入住有关系。

我们这些知青,无论有没有主观动机,但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穷山区,无疑充当了文革时红卫兵的某些角色。天晓得是不是我们在作孽啊?可怜的夏老头。

三、“劳其筋骨”之苦旅

下乡时我未满十五周岁,离开德安时十七岁多。这个年龄的人如今还是个孩子,但在那个年月已是成年劳动力了。更何况我们还号称“五七战士”。

在生产队干活,平时男女社员有分工干不同的农活,男同学随男社员出工,女同学随女社员出工。平时男社员干的活比女社员要繁重些,比如男的去挑猪圈里的粪,女的则去山坡上收芝麻或绿豆;男的去水田里干活,女的则去旱地里锄草……记得我们曾随女社员去深山谷里割草,路旁山脚边偶尔发现长着一枝白色的野百合花,立即会有人去挖出其根茎部的一团百合,而那朵淡雅的百合花就会戴在我们这些女孩的头发上。

但在农忙时,如春耕、双抢、秋收时,男女社员则一起出工干一样的活。尤其在盛夏七月双抢季节,为避开正午最炎热时,那个出工与收工真叫披星戴月——早上天不亮出工时天上还挂着月亮,晚上收工时已见满天星斗。每年的双抢季节(收割完早稻,田里马上灌水翻耕,又种上晚稻,谓之“双抢”),也是我们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而最辛苦又乏味的农活,当数修水库或修公路。那通常是在冬天的时候,田里的农活闲下来,公社或大队就会组织劳动力去修一条什么路,或掀起一个“修水库高潮”。水库往往在很远的地方,必须带着被褥住在工棚里。每天的活儿从早上开始除了挑土就是挑土,往返走在水库大坝的小路上,乏味又累人。总是在心里盼着休息或收工的哨子响起,更盼着水库修成竣工的日子快快到来。

我清晰地记得一个下雪天,我们从水库工地回生产队。那是在吃过早饭后,我们在雪地里行走。厚厚的积雪铺满了道路。回生产队的路很远,大概有二、三十里。一路道旁只见枯树老鸦,冬天里只有乌鸦不怕冷。我穿着的一双旧胶鞋鞋底基本已磨平,走在雪地上一不留神就滑一跤。为了防滑,有人帮我在鞋上绑了稻草绳。但无济于事,我依然一路走着一路摔跤。摔了无数次跤,直摔得肚子疼,就那样一路摔着回到生产队。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点也不喜欢下雪天,尤其害怕在雪地里行走。就是后来回城了,生活条件好了,我穿着雪地靴走在雪地上,仍会战战兢兢地生怕摔跤。

记得一个春日,我们几位女生随一群女社员上山采竹笋。离村庄不远有一座连绵的大山叫昆山,山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竹子。春天时竹林里会长出不少小竹笋。这些竹笋如果不被采摘,日后又会长成竹子。但由于平时很少有人上山,所以没有一条像样的山路,只能沿着山上流水的涧沟往上爬。而竹林也分布于山上各个倾斜坡面,没有一块平坦处。可想而知要上山采竹笋会有多么的艰难。然而,那些女村民却个个身手矫健,转眼间就分散在山上各处了。不多会儿就听到她们相互间“哟呵”“呜呼”的呼唤声。之前就听她们告诫,在大山里是不能相互呼唤名字的,否则会被山神(抑或山妖)听到将其收去。于是我们也学会了这样的呼唤声。但对于我们来说,上山攀沿的路很难走,下山就更难了。那天我采回多半篮竹笋,衣服与头发却被山上的荆棘丛杂树条挂得稀烂。哦,那上山采竹笋的过程,于我就是一趟“千年苦旅”。

我曾经保留过两个小小的工分本,那上面详细记录着我在德安农村每天干过的各种农活。但不知什么时候它们不见了。我至今仍遗憾它们的丢失。如果能保留到现在,那将是件很有意义的纪念物。它们是我生命中两年多时间里“劳其筋骨”艰苦锻炼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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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鼠肉与小狗肉

在水库工地上我们每日三餐吃着蒸米饭。平时我们吃的米饭也一直管够。生产队照顾知青,分给我们的口粮是足够的,每人一年有四、五百斤稻谷。只是没有菜,我们经常吃着酱油拌饭或几根萝卜干下饭。记得谁家里带来的一罐豆腐乳,里面已经长了好多蛆,我们依然当作美味来下饭。队里也给我们分了一块自留地种菜,但我们很懒,每天出工干活已经很累,没有谁再愿意去侍弄那菜地。

一天,我远远看见两位女同学在我们荒草丛生的菜地里欣喜若狂大呼小叫,那种兴奋犹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跑过去一看,原来地里杂乱爬着的藤上长出了几根豆角。后来老乡告诉我们,那是“懒人豆角”,不知什么时候下了几颗种子,没人管它也会悄悄地长起来。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一种“不劳而获”。

通常在过年时才会杀猪,才有肉吃。老乡家里过年时的猪肉腌起来要吃上一整年。而我们就不会如此精打细算了。我们曾养过一头猪,过年时好像不到一百斤就将它杀了。那几天我们天天有肉吃,还请来队长与我们聚餐,好不欢喜。但吃完这个猪肉,我们便又回到了无油水状态。偶尔有人回南昌均会去其他同学家里帮着捎带些吃的东西。那时外婆曾给我捎过一罐猪油和一些煮熟的咸鸭蛋,以补充油水。

在那个穷山区,老乡家也是缺少油水的。我曾在一农户家住过,亲眼目睹那家主妇是如何炒菜的。一小块肥猪肉放在锅边,铁锅烧热,将肥肉在锅里蹭一圈,肉放回原处,锅里则倒进一筲箕青菜。每炒一锅菜,那块肉便使用一次,于是那块小小的肥肉可以炒上许多锅的菜。而老乡家里平时很少吃白米饭,煮饭时总要掺上一半的红薯干。

有一天我们在房间里发现一只老鼠,追赶着要消灭它。我一脚踩过去,正好踩住了它。这只不算小的老鼠在我脚底下吱吱乱叫,我则吓得哇哇大叫。有男同学闻讯跑来,把那老鼠捉去。不知他们在厨房里如何将老鼠剥皮切肉的,后来那只老鼠居然变成了一盘佳肴。他们先将那盘鼠肉端来犒劳我。盘子里那香喷喷的肉看起来挺诱人的,但那是老鼠肉啊,我哪里敢吃?几位女同学都不敢吃。于是男同学们欢欢喜喜地去解馋过瘾了。

正因缺肉少菜,我们班的四位男生干了不少偷鸡摸狗的事情。早在大队部集中生活的时候,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窝出生的四只小狗,并给小狗们分别取了当时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四兄弟的名字。几只小狗被他们养玩了一段日子,之后一只只均变成了他们的盘中餐,想想真的是很残忍。而我们每日亲眼看见小狗们怎样跑去茅厕里觅“食”,哪里敢去品尝那些可怜的小狗肉。

后来我们分散在各生产队。四位男生分在两处,但他们经常一起“作案”,顺手牵羊老乡家的鸡狗瓜果之类。他们的外号叫“四大金刚”,当时在公社都出了名。为此我们排“五七大军”内部曾召开过对“四大金刚”的批判会。我还依稀记得“四大金刚”们挂着牌子在场地中间低头认错接受批判的样子。但此事过后也就烟消云散了,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现在看来,也是由于当时太过艰苦的物质生活,才导致这些淘气的男孩们如此之无良行为。想来上帝也会宽恕他们的。

五、那些蹉跎青春的日子

那些插队的年月,本应是我们上高中的阶段。实际上,初一下学年尚未结束,1966年夏初文革爆发开始,我们就基本没有上过什么课了。而年轻的我们,正是需要知识养分的时候。在农村能够接触到的书本,除了“红宝书”就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选、毛著……大队部的报纸只能看到隔了好几天的,生产队甚至没有报纸。而报纸又有什么看头呢?那年月想看小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好像所有的小说都成了禁书。

不曾想禁书也有其地下流通的渠道。一日,从男同学那里传过来一本没有封面的破烂小说《三家巷》,我们如获至宝。我连夜在煤油灯下读起来。那时我们大队所有的村庄都没通电,没有电灯,晚上的照明只能是煤油灯或蜡烛。有些老乡舍不得买煤油,家里就点着山上砍的油松作照明。在煤油灯下看书时间稍一长,两个鼻孔就会被油烟熏黑。那时候我们的鼻孔被油烟熏黑是常有的事。

还有一次,一位男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借给我看。那天我年后刚回到队里,屋里其他女同学尚未回。晚上我看完书睡下,想着书里破案的恐怖场景,只觉得黑乎乎的窗棂外有黑影在晃动,太可怕了!那晚我直吓得蒙住被子睡觉。

但能到我们手里的破烂小说没有几本。我们的文化生活一片空白。公社知青办倒是常会把我们招去办学习班,学习什么内容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一天中往返公社的山路要走五、六十里,走得好辛苦。

在贫乏的文化生活里,我那时居然学会了纳鞋底做布鞋。学老乡用旧布打浆填棕榈做鞋底,像村妇一样一针针地纳,又从供销社买来黑贡呢布做鞋面,白布滚边,做出的布鞋还像模像样。记得我曾给外婆做过一双,带回家里外婆好不喜欢。在下大雨涨水不能出工的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与另一位女同学去供销社买来粉色的蓝色的布,学着用手工缝制衣服裤子,缝好以后竟也可以穿上身。在屋后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我们采来花瓣做桂花糖,第二天看着桂花糖从玻璃瓶里发酵涌出的情景而不知所措……在许多个月朗星疏的晚上,我们坐在屋后的大石头上看月亮数星星,从未想过今后会怎么样,更不会去讨论什么理想前途之类的事情。一切都很渺茫。我们就像在人生的大海里随波逐浪地浮游,不知哪里是岸,哪里是尽头。

哦,那漫长的两年半,那些蹉跎青春岁月的日子。

六、不堪忍受的肌肤之苦

在两年多的插队苦旅中,最让我不堪回想的是,饱受了皮肤过敏那种难耐之苦。

在我到德安的第一天,吃过第一顿饭,睡过第一晚觉后,次日一早,便发现身上长了许多风疹包,一块块淡红色的丘疹奇痒难耐。其他同学的身上却安然无恙。看来应该不是床褥下垫着的稻草中有小虫咬人,而是我的过敏体质。在家里时我每年春天的时候,身上也会长一次风疹,但很快就会消失。而到德安之后,我身上的风疹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第一茬风疹包慢慢鼓起变成水疱,水疱流水后没待结痂,新一茬风疹包又冒出了。如此前赴后继源源不断,我身上永远都生长着这样的风疹包。而且它们不会长在脸上和露出的手上、臂上,别人看不见,只有我自己忍受着这难耐的奇痒。那时我从家里带来一条黄色旧毯子,后来整条毯子被我身上的水疱弄得遍布了一块块硬硬的印迹,惨不忍睹。

皮肤过敏并不算生病,找赤脚医生开药,也只能给我几片“苯海拉明”。这种抗过敏药吃了会嗜睡,睡着以后自然不觉痒或痛了,但身上的风疹包依然照旧不会消退掉。

既然皮肤过敏不算生病,所以我每天都必须像其他同学一样去出工,包括下水田干活。可想而知那时的我,要忍受多么难耐的肌肤之苦。这些风疹只在我回南昌休假的短暂时日里才会消退。一回到德安,它们又重新冒了出来。

记得有段时间搞什么运动,我住在车桥公社(那时白水已合并到车桥)一户农家,每日的菜肴均是南瓜、辣椒。几天下来,我小腿上的包变成了黄脓包,双腿肿了起来,那个痛啊,走路都有问题了。带队干部要我回到知青点生产队,每天去大队部医疗室打消炎针。打了几天针,腿上消了肿,脸却肿了起来,一摁一个坑。大家怀疑我得了肾炎,要我立即回南昌医治。回到南昌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不是肾炎,而是身体缺乏维生素,要补充维C。于是我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直到身体恢复后又回到生产队。那段时间是1969年的秋冬时节。

这样的水土不服致皮肤过敏,直到两年后我快要离开德安时,才渐渐消失。

七、洒泪离别,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我们知青点,我是第二个离开的。最先离开的是一位男同学(“四大金刚”之一),他是戴着大红花参军走的。而我的离开有些仓促。公社知青办一个电话,通知我去县里办手续回南昌。虽然事先家里有来信告知交底,我还是觉得太突然。是小舅舅找了他的老上级省军区程政委,程政委一封信给德安县革委会主任(他们是老战友或老熟人?)。事情就这么简单。那年头开后门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走后门。

其实那时我并不是很想回城。虽然农村生活艰苦,但两年多待下来也慢慢习惯了,南昌与上海的知青们在一起生活也相处融洽了,重要的是我已经不再皮肤过敏了。一切都很平静了,心情却被回城搅起了浪花。在办回城手续的那几天里,我吃不下睡不好,回南昌一趟再回到队里,同学见到我,惊讶道“你怎么瘦了”。

离别的那天,早上灶堂间的气氛有些沉闷。我依然吃不下早餐。几位平日爱闹腾的男生也缄默不语了。生产队派了一个小伙子为我挑行李。白水不通班车,从木桥上到汽车站所在的邹桥公社有二、三十里路。我默默告别了“大屋里”知青点。几位女同学一路送我到汽车站。我坐上汽车,望着车窗外朝夕相处的伙伴,不禁泪流满面。汽车开动了,我挥泪告别老乡,告别同学。

哦,德安农村,我没有悄悄地来,也没有悄悄地走,却只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着一丝不舍的情愫,离别我的知青伙伴,离别这片苦旅之地。

我回城之后,队里的知青们也在陆陆续续地离开。同学中个别入了党的先进人物也很快找门路回了南昌进了工厂。只有一位女同学在那里待了六年之久,最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赣南医专”。其他队则有在当地扎根成家的极少数上海知青,后来也被安排了公社或县里的工作,再后来国家有了政策也都回了城。

八、结束语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对那个年代的广大知青来说,确实经受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苦磨炼,这种磨炼也确实起到某种“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即使其性情坚韧,增长才干)的作用。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数以百万计的芸芸众知青只是在那个年代里蹉跎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国家在那个年代经受了那般浩劫与巨创,作为国家子民的我们,又如何能逃脱那段苦旅之命运安排?

插队农村两年多的时间,在我生命的旅途中虽然短暂,仿佛就在白云苍狗间。但那时的我却觉得它是那样的漫长。那些在德安农村度过的太过艰苦的日子,以致我后来都不愿意去过多地回想,离开之后也从未回过那个地方去旧地重游。然而,时过近半个世纪,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住过的那个山村其实也挺美的。莽莽昆山,翠竹丛生;山洼坡地,层层峦峦;木桥上下,小溪流水;老牛暮归,农家炊烟……

那灰瓦白墙的“大屋里”可还安在?那屋后一棵高大的桂花树如今还开花吗?那深山幽谷里,还长着淡雅好看的野百合花吗?那里的老乡们,如今的生活一定不再那样贫穷吧?好想有一天,能再回到那里去看一看。

                                  ——2017年9月19日写毕于青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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